民政局门口。
十月的风裹着凉意吹过来。
沈若琳摘下那副限量款的墨镜，露出一张精致到挑不出毛病的脸。
她随手把暗红色的离婚证往包里一丢。
那动作，像扔一张用过的餐巾纸。
然后她掏出支票簿，笔尖划过纸面。
“嘶啦”一声，撕下来。
她把支票递到我面前。
“两个亿。”
声音没有温度。
“拿着钱，以后别认我。”
我看着那张支票在风里抖动。
两个亿。
她大概觉得这是天文数字了。
沈若琳站在我面前，下巴微扬起。
那眼神，像在打发一个乞丐。
“顾言，三年了，算我倒霉。这钱够你下半辈子体面地活着。别再出现在我的世界里。”
我没接。
风把支票吹得哗响。
我抬起头，看着她的眼睛。
“沈若琳，你会后悔的。”
她笑了。
不是开心的笑，是那种听到荒谬笑话时忍不住的嗤笑。
“后悔？”
她双手抱胸，上下打量我一遍。
“顾言，你照镜子看自己什么样。三年了，除了给我做饭洗衣服，你还会什么？我最后悔的，就是当初听了爷爷的话，让你进沈家的门。”
她没再看我。
转身走向那辆白色的保时捷。
高跟鞋敲在地面上，一下一下，像某种宣判。
我看着车尾灯消失在路口。
低下头。
那张支票已经被风吹到了三米开外。
两个亿。
连我名下鼎峰集团总部大楼一间会议室的装修费都不够。

三年前。
滨城第一人民医院，六楼病房。
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什么都不记得。
名字，家人，过去——全是空的。
医生说，车祸导致的创伤性失忆。
恢复时间不确定。可能一个月，可能一年，也可能永远想不起来。
救我的人是沈家老爷子。
七十多岁的老人，头发花白，笑起来很慈祥。
他每天都来病房坐一会儿。
“小顾啊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身体养好了，什么都会好的。”
他还亲手给我削过苹果。
那段日子里，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感受到温暖的人。
沈若琳也来过几次。
但每次来，都站在门口不进来。
她靠着门框，手里拿着手机。
偶尔抬眼看我一下，那眼神，像在看一件碍事的家具。
“爷爷，您天往医院跑干什么？他又不是咱们家的人。”
老爷子摆手。
“别这么说，救人一命的事儿。”
出院那天，老爷子拉着我的手。
“小顾，我看你人品端正，也没有去处。我家若琳二十七了，整天忙公司的事。我想给她找个踏实人。你看，你愿不愿意留在沈家？”
我那时候什么都记不起来。
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知道该去哪。
这个老人对我好。
我点了头。
沈若琳知道以后差点把客厅的花瓶砸了。
“爷爷！您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让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进我家？”
“若琳，爷爷看人不会错。”
“您就是看人错了才会这样！”
她吵了三天。
哭了一次。
摔了两个杯子。
最后还是妥协了。
因为老爷子说了一句：“你要是不答应，我把锐达的股份捐了。”
领证那天，她给我立了规矩。
“第一，分房。你碰我一下试。”
“第二，在家做饭、打扫、洗衣服，我不养闲人。”
“第三，对外你是我司机兼助理。谁问都是这个说法。你要是敢在外面说一个老公两个字，我让你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。”
我说好。
从那天起，我成了沈家的隐形人。

三年。
一千零九十五天。
我在沈家的别墅里做饭、洗衣、拖地、擦窗户。
清晨五点半起床准备早餐。
她喜欢溏心蛋配全麦吐司，果汁要鲜榨，温度不能超过八度。
她的衬衫全是真丝的，洗坏一件就是小几千。
我学会了手洗，学会了控制水温，学会了用专门的方式晾晒。
她加班到凌晨，我在客厅等着。
桌上的汤从热放到温，从温放到凉，从凉再热一遍。
她应酬喝多了，我开车去接。
一次，她醉得不省人事，被同事架上车。
我扶她回房间，帮她脱了外套，盖好被子。
第二天早上她看到我给她换了衣服，脸色铁青。
“你是不是动手动脚